“我不是叫花子！”
“万一我出了什么事，你们一定要先抢救我那宝贝……”
这是热播剧《凭栏一片风云起》里，复华大学教授曾穆的铮铮之言。
在剧中，曾教授把自己的“研究成果”藏进泡菜坛子，然后抱坛跋涉千里，安全到达目的地，成了感动全网的“乞丐英雄”。
而剧中曾教授的真实历史原型，就是我国核物理的先驱者和奠基人——赵忠尧。
他为中国核物理事业立下了赫赫功勋，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原子能之父”。
96年风雨沧桑，赵忠尧多次错失诺奖、遭受打击、深陷泥淖，大半辈子寂寂无名。
但他始终不屈不挠，用一腔热血，在黑暗中寻找灯火，在寒冬中寻找暖阳，成为了“大师中的大师”。
一个“镭人”的长征
踩着大清王朝的尾巴，赵忠尧出生在飘摇动荡的旧中国。
他自幼喜欢数理化，立志学有所成，救国于水火。
从诸暨乡下读到东南大学，再北上清华任教，他一路披荆斩棘，步步攀登，终于跃上人生高峰。
在教学期间，他认识到中国物理学刚刚起步，与西方差距甚大，心中焦急万分。
在深思熟虑后，他决心自费出国留学，去学习先进的物理知识。
从此，赵忠尧从老师变成学生，怀揣梦想踏上了漫漫求学的“长征”路。
赵忠尧第一站来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
在这里，为了学到实用的物理技术，他不断变换研究项目，苦心攻关难度大的课题。
最终通过成千上万次实验，他第一次观测到了正电子的产生和湮灭现象。
这个发现足以使他获得193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但因多种原因，他最终却与诺奖擦肩而过。
多年后，曾任诺奖评委主任的爱克斯朋教授坦言：“这是一个没法再弥补的疏漏，赵忠尧在世界物理学家心中，是实实在在的诺贝尔奖得主。”
杨振宁也曾感慨道：“在第二代物理学家中，赵忠尧算是一个异数和少有的天才，也是离诺贝尔奖最近、几乎触手可得的一人。”
在别人看来他没得诺奖似乎是一大遗憾，但赵忠尧自己对诺奖并未看得太重。
因为他远渡重洋，不是为了拿学位，不是为了拿诺奖，而是学习最前沿的科技，以此救国救民。
在美国小有所成后，他又马不停蹄地奔赴第二站——著名的英国剑桥大学卡文迪许实验室。
实验室工作强度很大，赵忠尧总是通宵达旦地忘我工作，经常提前完成导师布置的任务。
这让与他一起工作的英国著名物理学家卢瑟福深深折服。
在赵忠尧学成即将回国时，卢瑟福把50毫克镭当做“礼物”赠送给他。
镭对祖国核工业发展实在太重要了，赵忠尧小心翼翼地把这“宝贝”深藏箱底带回中国，并存放在清华大学。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北平沦陷。
清华大学分批南迁，赵忠尧也加入到了难民大军中。
但他始终惦记着藏在清华园中的50毫克镭。
这可是中国高能物理研究的希望之火，怎么也不能落到日本人手里！
炮声隆隆中，赵忠尧逆向而行，冒险返回清华园实验室，找到了盛有镭的铅筒。
他将铅筒置入泡菜坛子，然后紧抱坛子，开始了一个人的“千里走单骑”。
为躲避日伪军搜查，他扔掉行李，扮作乞丐，白天边走边藏，晚上通宵赶路。
当他到达清华大学的临时落脚地长沙时，已是蓬头垢面，胸膛也烙上了两道血印。
梅贻琦校长好不容易才辨认出他，禁不住为之潸然泪下。
赵忠尧辗转多国求学，孤身护镭南下，付出了难以想象的艰辛，谁能不动容？
他用知识激励梦想，用脚步丈量信仰，在一个人的长征路上，走出了一个英雄的荣光。
一个赤子的情怀
1946年，美国在太平洋的比基尼小岛上试爆了一颗原子弹。
赵忠尧作为政府代表，应邀观摩。
当核爆炸的“蘑菇云”升起时，赵忠尧沉默不语，心痛至极：中国何时才能拥有原子弹？
为此，他决定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从事核武器研究，并学习美国的核武器研究技术。
赵忠尧辗转多个实验室，苦心学习核技术，每天超负荷工作16个小时，可谓是耗尽了心血。
与此同时，他省吃俭用，辛勤打工，凑起一笔笔钱，用于购买研发核试验的零部件。
之后，他悄悄将购买的实验器材，与一些教学设备混装成33个箱子，陆续托运回国，自己也做好了归国的准备。
这时，有朋友劝他：“美国条件好、薪酬高，留下来可以出更多的科研成绩。”
他却婉拒：“一个人在国外做出成绩，只能给自己带来荣誉，对于国家富强，作用并不大。”
毫无疑问，他的归国之路遇到了难以想象的困难。
当赵忠尧和钱学森、邓稼先等100多名留美学者，一起登上“威尔逊总统号”正要启航时，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工突然上船搜查。
钱学森800多公斤重的书籍和笔记本被扣留，人也被押送到特米那岛上关了起来；
赵忠尧虽被侥幸放行，但没过多久，美国中央情报局就连发三封电报，进行追截。
当轮船开到日本横滨时，他们逮捕了赵忠尧，把他投进了东京巢鸭监狱。
赵忠尧在狱中备受折磨，却从未消沉绝望，他与敌斗智斗勇，绝不妥协。
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发来急电：“望兄来台共事，以防不测。”
赵忠尧却回电：“我回大陆之意已决！”
赵忠尧被捕的消息披露后，在国际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在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下，美方不得不将赵忠尧放行。
1950年，历尽劫波的赤子，终于踏上了祖国的土地。
回国后的赵忠尧，如焕新生，他要奉献出平生所学，让新中国挺胸抬头，扬眉吐气。
他把从美国带回来的实验器材，全部交给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用于核物理科学研究。
之后，他又翻山越水，悉心考察，创建了中国多个原子能研究基地。
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赵忠尧克服重重困难，领导建成了两台质子静电加速器，大大推进了中国核研究的步伐。
孟子有言：“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赵忠尧浓浓归国情，殷殷赤子心，是大美的逆行者、可敬的孤勇者。
一个国士的境界
年过半百的赵忠尧，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了新中国核事业发展中。
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运动，让他深陷长久的磨难和黑暗，也因此错过了“两弹一星”的研制工作。
从此，他的名字悄悄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越来越不为人知晓。
在饱受冤屈的日子里，他不曾有丝毫的抱怨和沉沦，依然用达观的心态生活，依旧思考着物理事业的发展。
几年后，“两弹一星”，耀世升空。他当年播撒的火种，已经由他的学生接力奋进，燃烧成中国的一片红。
人们记住的是他的学生们，却遗忘了他。
但赵忠尧却从来都没有后悔过。
平反后，他并未对过往的历史耿耿于怀，也未絮絮叨叨应得的名位。
他依旧赤诚单纯，一心一意在实验室里埋首科学研究，默默为中国核工业发展呕心沥血。
他主持建立了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系，使之成为培养新一代原子核物理工作者的摇篮。
他亲赴台湾，会见了老朋友吴大猷教授，促进了海峡两岸的学术交流。
他深知国家的未来在年轻人身上，就把晚年全部的精力和心血，投入到年轻人的培养教育上，带出了一批青年才俊。
他还将自己获得的“何梁何利科学技术进步奖”全部奖金捐献出来，用以奖励有成就的科学青年。
李政道为此深有感触：“凡是从1930年代到20世纪末，在国内成长的物理学家，都是经过赵老师的培养，受过赵老师的教育和启发的。”
赵忠尧在回首自己的人生道路时，曾说：“我一直在为祖国兢兢业业地工作，说老实话，做老实事，没有谋取私利，没有虚度光阴。”
他将毕生的心血，献给了祖国和钟情的核物理事业，书写了一名科学家灿烂的人生篇章。
鲁迅说：“自古以来，我们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人的脊梁!”
赵忠尧面对人生接二连三的打击，在坎坷的境遇里，从不抱怨，坚守信仰，用大智和大勇，活成了中国人的铁肩脊梁。
仰望“国之脊梁”，我们看到一个达观睿智的国士，一个繁荣强盛的中国，正踏光而行，永远动人心魂。
2000年，赵忠尧教授纪念馆落成，李政道为之题词：
“一生研究，唯忠于科学；发现真理，扬尧天盛世。”
赵忠尧毕生忠于科学，追求真理，为盛世中国，燃烧了自己。
他像一座灯塔，矗立在中国科技地平线的尽头，为扬帆远航的后人指明方向。
无论科学多艰，他都真爱如初，探索不止，干得热血满腔，永远是国士无双。
无论境遇多难，他都不惧无常，无畏苍凉，活得通透自然，找到了诗和远方。
正如屈子所言：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人生道阻且长，惟有始终葆有一份理想和追求，才能活出真正的自我，拥有大写的人生。
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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