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的理论基础是比较优势理论（国际贸易的理论基础是什么_）

过去20多年中，美国实施的最成功的战略就是能源战略。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茉莉花革命、叙利亚战争，制裁委内瑞拉、制裁伊朗，美国一系列的对外军事行动都对世界重要产油国的经济稳定和国内政治局面产生了重大影响。

随着成功开采页岩油气，美国不仅实现了能源自给，也成为全球重要的能源出口国。俄乌战事的爆发，无疑为美国又创造了一个进一步改变全球能源市场格局的机会。借助对俄罗斯油、汽出口的打压和限制，美国在获得欧洲市场的同时，也在削弱着俄罗斯这个军事上最强大的对手。随着俄罗斯在长期军事行动中被逐渐消耗，凭借资本、军事的优势，美国在全球能源市场中，将具备越来越强的统治地位。

在美国实施能源战略的同时，推动制造业全球化发展，是美国的另一个战略重点。随着低端产业向中南美洲和亚太地区迁移，美国得以以更低的价格对消费品、汽车等商品进行消费。

亚太地区在工业化全球发展的推动下，不仅成为了美国消费品商品进口贸易额最大的货源地，也成为美国资产性商品进口贸易额规模最大的货源地，借助对美国消费品和资产性商品的出口，亚太地区也成为美国商品贸易逆差规模最大的地区。随着制造业的发展和制造技术能力的提升，亚太地区在资产性商品领域形成的竞争力，正逐渐威胁着美国在制造业高端领域所具有的技术优势。通过长期贸易顺差带来的资金，亚太地区也对以美元为主要贸易结算货币的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构成了冲击。

在能源战略逐渐取得成功的前提下，为了维护美元的国际地位和高端制造业的技术领先优势，美国将战略重心逐渐从中东地区向亚太地区转移，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作为下一个战略重点，美国一定会复制其在能源战略中的成功经验，借助金融、军事、科技的优势，在亚太地区制造地区紧张矛盾，挑起各种争端，从而抑制亚太地区经济体之间的合作与协同发展。

图 1 美国商品贸易（1960-2021）

2021年，美国商品贸易逆差规模超过了1万亿美元，贸易逆差规模比2020年增长了近1,700亿美元，商品贸易逆差和贸易逆差增长都创下了自196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尽管2021年是美国商品贸易资金净流出规模最大的一年，但是，商品贸易平衡率（贸易逆差金额与总贸易金额的比例）的角度看，2021年，却并非是美国商品贸易失衡程度最高的一年。2005年，美国商品贸易逆差率超过了30%，是近60多年来，商品贸易失衡程度最严重的一年。

与商品贸易额相比，贸易平衡率一方面反映出商品贸易的出口（进口依赖程度），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商品出口贸易额与进口贸易额变化的相对关系。出口贸易额增长相对较快，贸易平衡率就会增长，反之则会导致贸易平衡率下降。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后，美国的商品贸易逆差率总体保持在20%左右的水平，说明商品出口和进口贸易额的变化，总体保持同步。

图 2 美国一般商品贸易构成（1999-2021）

按照美国商务部商业分析局（BEA）的分类方式，美国的一般商品贸易主要由消费品、汽车、工业原材料、资产性商品、其它一般商品、粮食果实饮料等六大类商品构成。其中，资产性商品和工业原材料占美国商品出口贸易的比重较高；资产性商品、消费品、工业原材料、汽车等商品是美国主要的进口商品。

消费品是美国商品贸易逆差规模最高，也是贸易逆差率最高的一类商品，在过去20多年中，在消费品贸易领域，美国总体保持着较高的进口依赖，贸易逆差率基本在50%上下波动。

作为汽车的消费大国，汽车也是美国对进口依赖较高的商品贸易领域，过去20多年中，美国在汽车贸易领域的贸易逆差率基本保持在30%到40%之间波动。

资产性商品和工业原材料是过去20多年中，美国商品贸易平衡程度变化较大的两个商品领域。这两个领域商品贸易平衡的变化，对美国商品贸易金额和商品贸易逆差规模的变化均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资产性商品贸易逆差率上升，工业原材料贸易逆差率下降这两种反向因素的共同影响下，美国商品贸易逆差率也总体保持在20%上下波动。而随着贸易逆差率的下降，在工业原材料领域，美国已经基本实现了商品贸易的顺差。

图 3 美国一般商品贸易地区分布（2003-2021）

亚太、欧洲、中南美洲、加拿大美国主要进行商品贸易的地区。从贸易额规模的角度看，亚太地区是美国商品贸易最重要的地区，美国从亚太地区商品进口贸易额的比例已经超过了40%。在过去近20年的时间里，美国与亚太地区的商品贸易逆差率基本保持在40%上下波动，较强的进口依赖，也使得亚太地区成为美国最主要的商品贸易逆差来源。

作为另外两个重要的商品贸易地区，美国与欧洲和中南美洲的商品贸易总体也贸易逆差。进入21世纪的第2个10年后，美国与上述两个地区的商品贸易逆差率都呈现出一定幅度的上涨趋势。

加拿大作为美国北方的邻居，是一个与美国保持较为密切的商品贸易关系的国家，虽然比不上亚太、欧洲和中南美洲的贸易规模，但是美国与加拿大的商品贸易规模远超中东地区和非洲地区。与亚太、欧洲、中南美洲不同的是，在过去近20多年内，与加拿大的商品贸易逆差率总体呈现下降的趋势，并已趋于平衡。

虽然从贸易规模的角度看，非洲和中东地区与美国的商品贸易关系较少，但是从贸易平衡率的角度看，在过去近20年的时间里，美国与这两个地区的商品贸易逆差率却是下降最快的。进入21世纪的第2个十年后，美国与非洲和中东的商品贸易已经进入了较为均衡的状态。

尽管美国与世界主要地区的商品贸易总体仍处于贸易逆差状态，但是美国与拉美地区和其它西半球地区的商品贸易却保持了较高的贸易顺差率。

图 4 美国一般商品贸易地区分布（2003-2021）

资产性商品曾经是美国商品出口贸易额规模最大的商品贸易领域，随着出口贸易额相对较快的增长，工业原材料已经取代了资产性商品，成为美国出口贸易额最大的商品领域。在资产性商品和工业原材料商品贸易领域，亚太和中南美洲是美国最重要的商品出口目的地，美国对亚太和中南美洲的资产性商品和工业原材料出口贸易额占比都超过了50%。欧洲是美国最大的消费品出口目的地，美国对欧洲消费品出口贸易额占比基本保持在33%左右的水平。虽然，出口贸易额占比有所下降，但加拿大仍是美国最大的汽车出口地，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出口贸易额占比在2003年曾高达57%，而到2021年也仍保持在34%的水平。亚太地区是美国最大的食品饮料出口目的地，美国对亚太的食品饮料出口贸易额占比已经超过了45%。

工业原材料曾经是美国进口贸易额规模最大的商品贸易领域。进入21世纪第2个10年后，工业原材料进口贸易额呈现出较大幅度的波动，而消费品和资产性商品贸易额则呈现持续的增长趋势。随着商品进口贸易额的增长，消费品和资产性商品进口贸易额规模均已超过了工业原材料商品。

除了亚太、欧洲、中南美洲和加拿大外，中东地区和非洲在美国进口工业原材料贸易领域，也曾占据了一定的比例。而在持续总体保持增长的消费品和资产性商品进口领域，美国从亚太地区的进口贸易额占比则基本保持在50%左右。相对于消费品和资产性商品而言，在汽车和食品饮料进口贸易中，美国更多的进口来自中南美洲和加拿大。

图 5 美国与不同地区一般商品贸易构成（2003-2021）

美国对世界不同地区的商品出口贸易额规模存在一定的差异，商品出口贸易构成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资产性商品和工业原材料占美国对亚太和中南美洲商品出口贸易额的比例超过了60%，是美国对上述两个地区最主要的两类商品。在美国对欧洲的商品出口贸易中，消费品出口贸易额占比基本保持在20%左右的比例，而在美国对加拿大的商品出口贸易中，汽车贸易额则占有较高的比例。在对拉美及其它西半球地区的商品出口贸易中，资产性商品出口占比则超过了50%。

相比于商品出口贸易，美国从世界其它地区进口商品在贸易结构上则呈现出更大的差异。在美国从亚太地区的进口商品中，消费品和资产性商品贸易额占比超过了70%；美国从欧洲的进口商品中，资产性商品、消费品、工业原材料是贸易额占比较高的商品种类；在美国从中南美洲的进口商品中，汽车和资产性商品贸易额占比呈现出较快的增长趋势；在美国从加拿大的进口贸易中，工业原材料占贸易额的比重超过了50%。美国从中东和非洲的进口商品，主要集中在工业原材料领域，进入21世纪的第2个10年后，美国从中东、非洲的商品进口贸易额呈现一定的减少。

图 6 美国一般商品贸易平衡（2003-2021）

美国商品贸易规模、贸易逆差、贸易平衡率的变化，是不同类型商品出口和进口贸易额变化，以及美国与不同地区商品贸易结构变化的结果。

消费品作为美国最主要的贸易逆差商品，除加拿大和拉美及其它西半球球国家外，美国与其它地区都是贸易逆差，其贸易逆差和贸易逆差主要来自亚太地区。汽车作为美国另一个主要的贸易逆差商品领域，其贸易逆差主要来自拉美、亚太及欧洲。资产性商品作为一个贸易逆差快速增长的商品领域，来自亚太地区的贸易逆差增长，以及对中南美洲贸易顺差的下降，是资产性商品贸易逆差和贸易逆差率不断增长的主要原因。在贸易平衡率变化较大的工业原材料商品领域，美国与中南美洲实现了从贸易逆差到贸易顺差的转变，与中东及非洲的贸易逆差规模也都在近10多年内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亚太地区作为美国商品贸易逆差规模最大的地区，也是美国贸易逆差资金流出规模最大的地区，除了消费品外，资产性商品也是美国与亚太地区商品贸易逆差增长的一个重要商品领域。尽管总体处于商品贸易逆差状态，但是在工业原材料和食品饮料等商品贸易领域，美国对亚太地区总体处于贸易顺差的状态。

作为第二大商品贸易逆差资金的流入地区，美国与欧洲的贸易逆差主要集中在消费品和汽车贸易领域。

美国与中南美洲的商品贸易逆差变化主要来自于工业原材料、汽车和资产性商品领域，其中汽车是贸易逆差的主要增长领域，资产性商品是贸易顺差下降的商品领域，而工业原材料则从贸易逆差变为贸易顺差。

与上述3个地区不同，资产性商品和消费品贸易顺差与工业原材料的贸易逆差相互抵消的结果，使得美国与加拿大的商品贸易总体保持相对均衡的状态。

与中东及非洲工业原材料贸易逆差规模的下降，则使得美国与上述两个地区商品贸易逆差率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

商品贸易构成及地区分布，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展现了在过去20年中，美国商品贸易发生的各种变化及对美国经常账户资金流向产生的影响。作为一种二维的图表，以上多角度的数据呈现，并不足以反映商品贸易变化对美国乃至世界其它地区产生的影响。

图 7 美国商品贸易（1995-2020）

工业化是一个基于社会分工的生产系统。在这个生产系统中，资产性商品是主要用于商品和服务生产的商品，也是产业链较长，技术附加值较高的商品。工业原材料，是生产各种最终商品所需的过程性商品，工业原材料中，既有化石燃料、矿石等自然资源类商品，也有石化产品，金属及非金属制品等加工产品。受不可再生性的影响，自然资源商品既有商品属性，也有资本属性，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商品。消费品、食品饮料等都属于终端消费的商品，相对于资产性商品和工程原材料商品而言，处于产业链下游的终端消费品，大多属于劳动力密集型商品，除了技术附加值较低外，在生产过程中，还要消耗大量的工业原材料。汽车既是一种终端消费品，也是一种资产性商品，在不同的商品分类中，汽车有时会并入资产性商品，有时会成为单独一类商品。

虽然统计口径存在着差异，但是，借助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发布的数据，我们可以对美国商品贸易的变化，从另一个维度进行观察和分析，从而建立一种更为全面的认知。

资产性商品（此处包含了汽车），作为美国最主要的出口商品，在美国的商品出口贸易额占比从50%以上下降到40%以下。作为最大的商品贸易逆差领域，出口贸易额相对较慢的增长，不仅导致了贸易逆差规模的增长和贸易逆差率的增长，也使得美国在全球资产性商品出口贸易市场中的份额从15%以上，下降至10%以下。出口份额的下降，也意味着美国在产业链的高端领域，对全球的影响力逐渐下降。

随着自然资源出口贸易较快的增长和进口贸易额相对较慢的增长，美国在自然资源商品出口贸易市场的份额已经从5%增长至10%，而进口份额则从15%以上，下降至10%以下。自然资源的商品贸易平衡也意味着美国自然资源商品的安全性得到了大幅度提升。

图 8 美国资产性商品贸易（1995-2020）

在电子电气商品、车辆及运输设备、行业设备、精密及光学设备领域，美国在全球市场进口贸易额的比例都在10%以上，总体仍处于市场规模第一的位置。受出口贸易增长相对缓慢的影响，在上述资产性商品出口贸易领域，美国的全球市场份额都处于下降的趋势。其中在电子电气商品和车辆和运输设备领域，美国的出口贸易额全球占比均已低于10%，而这两个领域也是美国商品贸易逆差和贸易逆差率增长较快的领域。作为资产性商品技术附加值较高的商品领域，美国在精密及光学设备领域仍保持着较高的出口贸易额全球占比和相对较高的贸易平衡率。

图 9 美国自然资源贸易（1995-2020）

页岩油气的开采，使得美国从一个燃料商品的进口大国转变为燃料商品的出口大国，在实现了燃料贸易平衡的同时，也实现了工业原材料的贸易平衡。美国燃料商品进口贸易额全球占比一度已经超过了20%，而截止到2020年，这个比例已经下降至10%以下，与此同时，美国燃料商品出口贸易额全球占比则已经接近了10%。

以商品贸易结构和地区分布的二维平面视角为基础，结合产业链和全球视角，我们可以对美国商品贸易发展进行一个多维“立体”观察和分析，从而可以更好地看出在工业化全球发展大背景下，美国的近20多年来的得与失，以及对美国可能采取的应对策略有一个更清晰的认知。

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通过美元与石油价格的挂钩，美国重新树立了美元的国际贸易结算货币的地位，从而恢复了二战后形成金融优势。两伊战争、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茉莉花革命、叙利亚战争、制裁伊朗、制裁委内瑞拉、也门与沙特的武装冲突，每一场战争、流血事件、社会骚乱背后，都有两个共同的因素，石油与美国。以及持续超过2个月的俄乌军事冲突背后，毫不意外地站着美国，也牵扯到全球的油气供给问题。

在页岩油气成功开采后，美国逐渐成为国际燃料贸易的重要出口国，上述军事和政治行动所付出的代价也开始得到丰厚的回报。借助军事、政治、金融的优势地位，美国必将会通过对竞争对手进行多方位的打压，在获得更多回报的同时，加强其对全球经济运行的控制力度。从过去40年的商品贸易表现看，围绕能源战略美国所实施的一系列军事和政治行动，不仅是成功的，特别是借助俄乌战争，将俄罗斯这个强大的军事对手和国际能源领域的主要竞争对手进行沉重的打击之后，美国将会获得更丰厚的回报。

在燃料市场获得巨大收益的同时，资产性商品贸易逆差的增长，是美国为此付出的代价。贸易逆差增长，不仅导致了资金流出规模的增长，也使得美国在全球制造业产业链中的主导性优势出现了下降。

作为制造业链的低端领域，消费品制造业和汽车制造业是美国主要放弃的两个领域，其中汽车制造业主要流向了以墨西哥为主的中南美洲，而消费制造业则主要流向了人口规模庞大的亚太地区。

借助电子产业和消费品制造业的发展，亚太地区不仅成为了近20年来，全球经济发展最快速的地区，也成为了美国商品贸易逆差资金净流出规模最大的地区，由此，不仅在制造业的高端领域对美国产生了威胁，也对美元的国际金融地位产生了威胁。无论是亚太战略，还是印太战略，其目的都是为了维护美国以及美元的地位，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美国下一阶段的战略重点。

从美国能源战略的演化路径看，借助军事、科技、能源、金融等多方面的优势，美国会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对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以及经济发展施加巨大的影响，以期复制其在能源战略方面的成功。